第二十七章    最后的归途 (第1/2页)
　　
　　陆云订了最早一班飞往加德满都的航班。
　　
　　不是第二天，是当天晚上。重庆到加德满都的直飞航班每周只有三班，最早的那班在今晚十点十五分起飞。他在手机上买票的时候，手指在屏幕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戳，输了三次才把护照号输对。他的手指不太听使唤——不是冷，是某种更深的、从接到阿斯玛电话之后就没有停过的微微震颤。系统弹出对话框——“是否确认支付？”他点了确认。蓝色进度条转了太久，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
　　
　　窗外嘉陵江的暮色正在变暗，对岸的灯火一盏接一盏亮起来。先是最高的几栋写字楼，然后是沿江的酒吧和餐厅，然后是层层叠叠的居民楼。他曾和尼玛并肩站在江边的石栏杆前，看着这些灯火在水中摇曳。她说，这里的灯火也很美。他没接话。他不知道她想说的是“但它不漂”。嘉陵江的灯火是钉在岸上的，不像巴格马蒂河畔的酥油灯那样漂在水面上，被水流带进恒河，带进大海，带进云，带进雨，带回雪山上。现在他要翻过那座山，去找那条河，去找那个在河边说“什么都断不了”的女人。
　　
　　他走回茶几旁，低头看手机。进度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四个字：出票成功。航班号CA437，重庆江北T3—加德满都特里布万，起飞22:15，到达当地时间00:45。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开始往行李箱里塞东西。几件衬衫，一件毛衣，护照，钱包，充电器。他把行李箱拉上，拉链卡住了，他用力一扯，拉链头崩掉，金属的小零件从拉链上弹下来，在地板上蹦了两下，滚到沙发底下不见了。他蹲在地上看着那个崩掉的拉链头，半晌没有动。
　　
　　然后他把行李箱扔在玄关，从衣橱里翻出那个从加德满都带回来的旧布袋。那是尼玛的布袋——洗得发白，边缘磨出了线头，布面上还残留着一小块酥油的印记，是洛萨节那天阿妈做酥油茶时溅上去的。她离开重庆的时候带走了另一个布袋，把这一个留在了衣橱里。他当时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留一个布袋。现在他知道了。她把布袋留给他，等他用它来找她。他把行李塞进去，拉紧袋口的绳子。他不需要行李箱。他不需要任何东西。他只需要到达那里。
　　
　　从公寓到江北机场，出租车开了四十分钟。他坐在后座，车窗外的城市正在进入夜间模式——霓虹灯、车流、人行天桥上匆匆走过的下班人群。出租车司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收音机里放着交通广播，女主持人用重庆话播报晚高峰路况：长江大桥南桥头有追尾事故，请过往车辆绕行；红旗河沟立交拥堵，排队已超过一公里。陆云听着那些熟悉的地名——长江大桥、红旗河沟、观音桥——每一个地方他都开车经过无数次。但今晚他不是去公司，不是去见客户，不是回陆家大宅。今晚他去机场。今晚他要去加德满都。这个念头每在他脑子里转一次，心脏就被什么东西攥紧一下。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问几点的飞机。他说十点一刻。司机说那来得及。他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行道树——黄桷树的叶子已经掉光了，光秃的枝丫在路灯下投下交错的影子。他把念珠从手腕上摘下来，开始在指尖捻动。一颗。两颗。三颗。他已经习惯了数数。捻念珠的时候数，等红灯的时候数，夜里盯着天花板的时候也数。数到多少才能停下来，他不知道。也许数到她身边。
　　
　　九点整到了机场。值机柜台的地勤接过他的护照翻了翻。先生，您的签证还有三天到期。他说我知道。地勤看了他一眼——那种目光他见过很多次，在商场上，在饭局上，在父亲的书房里。不是同情，是确认。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接过登机牌，朝安检口走去。
　　
　　过安检的时候，他把念珠从手腕上摘下来，放进安检托盘里。念珠和钥匙、手机、钱包混在一起，被传送带缓缓送进X光机的黑匣子。他站在安检门后面，看着那串珠子在传送带上慢慢靠近机器的入口。如果机器把珠子卡住了怎么办。如果安检员觉得珠子可疑要开箱检查怎么办。如果珠子被没收了怎么办。他想了很多如果。他想起尼玛说过的话——“想好所有如果，然后继续往前走。就不用怕了。”那是阿爸教她的。阿爸腿断了之后，每天坐在门廊下刻木头，每一刀都要反复比划好几遍才下刀。阿爸说，想好所有如果，然后继续刻。
　　
　　珠子从机器的另一端滑出来了，和钥匙缠在一起，完好无损。他把念珠重新戴回手腕上，穿过候机厅，找到了登机口。登机口前已经排起了队，他站在队伍的最后面，透过落地玻璃窗看着外面停机坪上的飞机。那是一架空客A319，白色机身，尾翼上漆着喜马拉雅航空公司的标志——一座金色的雪峰剪影。加油车正在缓缓驶离机翼。地面工作人员穿着反光背心在机身下来回走动，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模糊而遥远。
　　
　　他登机了。座位靠窗。他把布袋塞进头顶的行李舱，坐下来，系好安全带。邻座是一个年轻女人，戴着耳机在看手机上的综艺节目，偶尔笑一下。窗外是停机坪的水泥地面，跑道灯在夜色中排成两列延伸到远方，两列灯光在远处交汇成一个点，那个点往上是黑色的天空。飞机开始滑行。空乘站在过道里做安全演示——氧气面罩、救生衣、紧急出口。他看着她的动作，但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的手指又开始捻念珠。
　　
　　飞机加速。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机身在跑道上震动了几下，然后抬起机头。地面的灯火倾斜了，跑道灯迅速缩小成两排模糊的光点。机舱里的灯光暗下来，只有阅读灯在头顶发出微弱的白光。飞机穿过一层薄薄的云，窗外的城市灯火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光斑，然后消失了。重庆没有了。那些他开了无数次的长江大桥、他每天从办公室窗外看到的嘉陵江、他和她在江边并肩站着看过的灯火——全被云层吞没了。
　　
　　飞机进入平飞高度。空乘推着饮料车从过道里走过，问他要喝什么。他说水。他把水杯放在小桌板上，没有喝。杯里的水面在机身的轻微震动中微微荡漾。他看着那杯水，忽然想起费瓦湖的水——湖水也是轻轻晃动的，湖面上倒映着鱼尾峰的雪顶。那时她站在船尾，把桨插入水中，动作很慢，涟漪一圈一圈荡开。晨雾还没散，世界安静得只剩下船桨划水的声音。她唱了一首他听不懂的歌。后来她告诉他，那是唱给女神的。他当时说他不信女神。她说，信就是真的。
　　
　　现在他坐在三万英尺的高空，飞机正在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底下是她相信的那些山。窗外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但他知道山在那里——洛子峰、马卡鲁、安纳普尔纳、萨加玛塔。她在飞往重庆的航班上曾用手指在舷窗上一座一座地划过它们的轮廓，叫出它们的名字。那时候她说，“山在等你。”他问，“你信吗。”她说，“信。”现在他开始有点明白了——信不是用来证明的，信是用来让你在独自面对黑夜的时候，有一个能说话的人。信是她被压在楼板下面十个小时里唯一能抓住的东西。信是她在雪崩之后念度母心咒时唇齿间的温度。信是她在洛萨节火塘边听女神故事时眼眶里的光。信是她在法餐厅里蹲下来一张张捡钞票时心里最后那一句“他会很好”。信是她留在天台铁栏杆上那根褪成浅红的红绳。信是她系在村口白塔上那条经幡，风每吹动一次，就是念了一遍经文。
　　
　　他靠在座椅靠背上，闭上眼，但没有睡着。他的脑子里开始浮现那些画面，不是连续的，是跳跃的——像一部被拆散的胶卷，每一帧都是她。
　　
　　加德满都杜巴广场。落日把废墟染成金红色，灰尘在光束中浮动如碎金。她蹲在地上，用袖子擦一尊半埋在瓦砾中的象神雕像。她的袖口沾满灰尘，动作轻得像在擦一件瓷器。他站在十几米外，举起相机。她的侧脸在夕阳里很安静，睫毛在脸颊上投下细密的阴影。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相机放下了，没有按快门。他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放下。后来他知道——因为有些画面不需要被记录下来。它们会自己在心里生长，像雪莲花一样，从最冷最硬的石头缝里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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