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2/2页)
新领导的第一次调研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对吉副区长来说，这样的历练在省级机关是永远经历不到的。如此挂职经历两年，一轮轮面对基层问题，或者碰壁，或者成功，对他就是笔巨大的财富。对张一山何尝不是，接触层面和接触范围不断扩大，他也在对不同风格的领导的一次次观察和学习中稳步成长。书生气的吉副区长性格耿直，爱写书，爱画画，理论思考能力比一般基层干部更强，他直来直去的作风让张一山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类干部。这种作风让向来和谐为主的文化系统的干部们极不适应，他们对新来的副区长从刚开始的勤于汇报及时求助渐渐变成避之唯恐不及，能不与他搭上边的工作就尽量不去招惹他，这又导致文化系统的一些工作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张一山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从与人打交道的角度来说，他更喜欢吉副区长的性格，不用弯弯绕去琢磨，但从工作的角度，这种性格又把吉副区长从工作团队中孤立了出来。“所以还是得去适应社会。”这是张一山得出的结论。
吉新盛把古文遗址当作了解基层的试验田，他决意要解决遗址区内群众反映最强烈、拖得时间最久的农民建房难题。几千年来，我类对宜居环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这导致了古文遗址区内现今的人们生活与生产区域与古人高度重叠，不断进步的生活要求改造自然，遗址保护要求原址原貌，两者的冲突不断加剧，其中农民建房难题最受诟病。吉新盛要求文化局排了个详尽的调研走访方案。分管区领导调研，文化局作为业务职能部门不得不派局领导参加，***吴建国事务多难以抽身，本该指派分管文物工作的副局长孙劲参加，然而孙劲刚部队转业不久，首长习气尚存，受不了比他还年轻的吉副区长的指挥和不顾情面的话语，找了个借口死活不肯跟随。幸而林烈仗着自己年纪大，马上该退二线了，估摸着副区长应该会尊重一下老同志，主动站出来接了这个活，“大不了干一架，我一个即将下岗的工人，没啥好慌他的。”调研头一日正逢雨天，要踏看遗址又要走村入户，自然免不了高低脚两腿泥，林副局长便站在村道边抽烟，目送副区长带着一干人等踩着狭小的田埂进进出出，如此几个点后，吉新盛终于按捺不住性子，一开口又是不顾及他人脸面的话语，“老林你这样远远站着看能看到什么？不如不来。”林烈打着哈哈，“雨天路滑，我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同志，怕万一摔着了给领导造成麻烦。”干架虽然没干，第二天却是无论如何不肯再去了。吴建国无奈，只得向吉副区长告了罪，逐一报告了局领导们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繁忙事务，派了办公室主任张一山全程跟随服务。吉新盛做事重实效，陪的人只要肯用心就行，对职务高低倒是全不计较。
整个调研过程陆陆续续进行了一个星期，张一山随着调研队伍入户进田，好几次都拖着厚厚的两脚泥回的宿舍。一次在一户百姓家里，正是近中午时间，户主老杨听村干部介绍了调研组后，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把调研组迎进一楼，大家围着一张八仙桌落座，老杨把平日里无从倾倒的苦水一口气都倒了出来，“领导来了，我们就有希望了。我这个房子是二十多年前造的，当时的房子都是不打桩的，现在都是危房了。下雨天渗漏，台风天担惊受怕。儿子要结婚了，这样的房子怎么当新房呀。”吉副区长问村党委书记，“为什么不上报审批？”村书记说，“谁说没有上报，报上去快两年了，每次去文化局打听都说已经报上去了，再等等。”“等什么？”“文物审批。我们这里造房子按规定要先取得文物审批同意。”“为什么会那么慢呢？”“说是在等保护规划出台，没有保护规划就没有审批依据。”周围群众见有陌生人入村，又听说是来调研遗址区建房问题的领导，都往老杨家里聚集，人越来越多。吉副区长听着大家的议论和诉求，认真记下，到最后结束时，本该说些“大家的要求我们都记下了，请大家放心，政府一定认真研究，尽快给大家一个说法”之类的总结，他却又犯了书生气和管文化的本位主义，宣传起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请大家理解。”人群中一个年青人冲口而出，“我们不理解。活人要给死人让路。死人比活人还重要？”吉副区长被怼得哑口无言。他的本意就是来调研怎么解决遗产区农民建房难的实际的，张一山曾听他说过，只有让遗产区里的老百姓都理解和支持文物保护，我们的保护工作才能长长久久，这是多好的一个立意呀，不料却被他自己一个不恰当的现场小结给搅黄了。
一周的现场调研，让张一山认识到了什么是脚踏实地，什么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这之前，他知道遗产区农民建房是个老大难，但也仅是知道那是个问题。现在，在现场跑了一个星期以后，他知道了情况有多严重，农民有多渴盼。我们的各级领导不就是要努力为老百姓去解决这些难题吗？
吉副区长召集区里相关部门和镇里、村里的干部在镇里商量对策，开门见山地说，“文物要保护，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也要解决，怎么办？”规划局的同志说，农村要有村庄规划，新建农户应该向规划点集中。吉副区长问，“这里有村庄规划吗？”镇里、村里的同志就说，多少年了，到现在还没编出来。国土局的同志说，这里是基本农田，不能造房子。吉副区长说，基本农田可以调啊，每年不是有用地指标吗，切一块给农户建房用。文化局的同志说，新地基都是文物可能分布区，要考古过才能用；农村新造的房子爱用瓷砖贴外立面，影响遗址区环境风貌。张一山边听边记边琢磨，原先以为的老大难，用地性质问题、村庄规划问题、文物前置问题，说出来后看起来也不是不可逾越的，只是缺了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的过程，缺了大家一起想办法的合力。吉副区长边听边和部门、镇里、村里的同志讨论，最后作了总结，“这个问题我看不是不能解决，就看大家是不是真正想去解决；如果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大家都尽了责，没有责任，但是老百姓的问题怎么办？文物保护角度，建房利用原地基的，按照原址原面积面高度，那能有什么影响？本来就有房子嘛。原地址不能造的，先考古一下，有遗存的换个地方，没遗存的就用，国土局再给安排点用地指标嘛，区里一年几千上万亩用地，解决这点指标不是难事。环境风貌控制角度，政府可以在征求群众意见基础上，出几套符合文物控制要求的效果图，让老百姓自己去选，制订一个现场管控制度、奖罚制度，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张一山深觉有理，群众的很多事情其实不是不能解决，而是政府部门墨守陈规，不愿意主动想办法导致。
冰冻三尺毕竟非一日之寒。调研只是开了个头，找到了方向。此后又经过几年的努力，古文区终于形成了一整套基于原址重建、异地新建、集中统建、城镇购买安置房源等方式的遗产区农户住房解困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比较好地解决了文物保护领域的一大难题。
张一山从中得到的感悟是，“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殊非易事；难题对人的考验首关就是有没有直面它的勇气，有了勇气，难题便不再是原先想象中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