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1章 汉和帝为政 (第2/2页)
　　
　　在经济民生方面，刘肇更是将体恤百姓疾苦的理念贯彻到了实处。他多次下诏，命令各地官府开仓放粮，赈济遭受水旱灾害的灾民，妥善安置流离失所的流民；同时还屡屡减免百姓的赋税，减轻民众的负担。他深知农业乃是国之根本，因此多次告诫地方官吏，务必督促百姓农桑，勿违农时，以保证农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在刘肇的勤勉治理之下，东汉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永元十七年（105年），全国的垦田面积达到了七百三十二万多顷，创下了东汉一代的最高纪录；户籍人口更是增长到了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多人，呈现出一片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
　　
　　永元五年（93年）二月，刘肇得知，去年秋季各地的小麦收成欠佳，百姓家中粮食匮乏，心中忧虑不已。他当即下诏，要求各郡国详细上报境内贫困到无法自给自足的户口人数，以便朝廷精准施策，予以救济。同时，他还在诏书中严厉指出：“以前郡国上报的贫民，用衣鞋和炊具当饭钱，而豪强却以此谋利。”原来，此前有些地方的豪强地主，趁着贫民无粮可食之际，巧取豪夺，用极低的价格收购贫民的衣物、炊具等基本生活物资，借此压榨百姓，中饱私囊。刘肇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当即下旨查办这些为富不仁的豪强。他还严令规定：如果有郡国长官不能以身作则，亲自督促农业生产，反而肆意骚扰百姓，加重民众负担，若再有此类情况发生，即便是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要先投入大牢，依法治罪。这道诏令的颁布，极大地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嚣张气焰，保护了贫苦百姓的切身利益。
　　
　　刘肇体恤民众疾苦的举措，远不止于此。他多次诏令各地官吏清理积压的冤狱，为蒙冤之人平反；抚恤鳏寡孤独，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矜悯孤儿弱童，设立专门的机构加以收养；并一再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让民众能够休养生息。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告诫上下官吏，要认真反思自身的施政得失，思考造成天灾人祸的自身原因。而刘肇自己，也常常以“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古训来自责。例如永元八年（96年），京城洛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苦不堪言。刘肇得知此事后，当即下诏罪己，开篇便说：“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其忧民之心，殷殷可见，令满朝文武与天下百姓无不深受感动。
　　
　　永元五年（93年）二月，刘肇下令将京师洛阳的上林苑、广成苑之中的果园，全部借给贫民耕种采摘，并且明令禁止收取任何赋税，让贫民能够借此获得一份收入，渡过难关。永元十一年（99年）二月，他又派遣使者巡视各郡国，下令让那些因受灾而无法养活自己的百姓，前往山林池泽之中捕捞鱼虾、采集野菜野果，同样不收任何赋税，最大限度地为百姓开辟生路。永元十六年（104年）春正月，刘肇下诏，对那些拥有田产却因贫困而无力耕种的贫民，由朝廷统一发放粮食和种子，帮助他们恢复农业生产。同年夏四月，他又派遣三府的属官分赴四州，为那些家中没有耕牛的贫民，提供一定的费用，帮助他们雇佣耕牛耕种土地。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极大地缓解了贫民的生活压力，更促进了牛耕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彼时，岭南地区（今广东一带）盛产龙眼、荔枝，味道鲜美，被誉为珍馐。为了满足朝廷的享用需求，地方官府常常征调大量民力，昼夜不停地传送这些鲜果。“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沿途设置无数驿站，役使百姓快马加鞭，风餐露宿，不少民夫甚至因为劳累过度而倒毙途中，实在是劳民伤财。大臣唐羌目睹此景，心中不忍，当即上书朝廷，请求停止这种奢靡的进贡之举。刘肇看到唐羌的奏疏后，深以为然，当即批示道：“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他认为，远方的珍贵食物，原本是用来供奉宗庙的，如果因为采集和运输而伤害了百姓，那便违背了爱民如子的根本宗旨。于是，他下令让掌管宫廷膳食的太官，从此以后不再接受岭南地区进贡的龙眼、荔枝。这一批示，发自肺腑，尽显刘肇的爱民之意，也让岭南地区的百姓得以摆脱繁重的劳役之苦。
　　
　　回顾刘肇夺回政权的艰难历程，除了清河王刘庆与大臣丁鸿等人的鼎力相助之外，宦官郑众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年，刘肇想要借鉴历史上皇帝诛杀外戚的典故，郑众便不辞辛劳，帮助他在《汉书·外戚传》中仔细查找相关记载，为刘肇的决策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参考。虽然郑众提出的“亟行其诛”的建议，因当时窦宪领兵在外，刘肇担心引发兵变而未被采纳，但在当时大多宦官都依附于窦氏外戚，为虎作伥的背景之下，唯独郑众一心忠于汉室，不巴结、不讨好窦氏一党，这份忠心，深得汉和帝的信任与赏识。
　　
　　刘肇夺回权力之后，对郑众的忠诚与功劳感念于心，便派他前往皇后所居的长秋宫任职，担任大长秋一职，负责掌管后宫事务，成为阴皇后的近侍。在论功行赏、策勋班赏的过程中，郑众却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的态度，总是推辞的多，接受的少。这种不慕荣利、谦逊仁爱的品格，让刘肇对他更加赞赏。因此，刘肇在处理一些朝政事务时，常常会召郑众入宫，与他商量对策。《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曾认为，东汉王朝“中官用权，自（郑）众始焉”。但也有后世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汉和帝时期的宦官郑众，其实并没有掌握多大的权力。郑众所担任的大长秋一职，仅仅是负责管理后宫的日常事务，并不涉及前朝的军国大事。而且，郑众本人直到永元十四年（102年）才被封为鄛乡侯，食邑也仅有一千五百户，地位远不及那些手握重权的公卿大臣。更何况，宦官封侯并非刘肇首创，早在西汉时期，吕后便曾赐予宦官封侯的爵位。由此可见，将东汉宦官专权的源头归咎于郑众与刘肇，实在是有失公允。